腾冲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，毗邻缅甸，英国曾在此设立领事馆，20世纪40年代的滇西抗战，国民党重兵集结腾冲，并开办过特务训练班。可以说，解放前国民党在腾冲的统治基础比较牢固。腾冲又是和平解放，国民党统治机构没有受到打击。总而言之，腾冲的社会情况十分复杂。正因为如此，1949年底腾冲和平解放后，反动的地主阶级，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，不甘心于失败，组织地霸武装，公开武装叛乱，袭击区乡政权，杀害工作人员和贫农积极分子，气焰十分嚣张。经过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的严厉打击后，土匪被歼灭，有的投诚自首，有的则逃跑缅甸。人民政权日益巩固，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发展和改善。

1951年2月，腾冲县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，同年9月18日，县法院正式成立。在法院成立之前，刑事和反革命案件的处理由公安局负责，民事案件由法治科负责。法院成立初期，反革命案件仍由公安局审理。截止1953年8月，全县共处理刑事及反革命案件4660件，有力打击了敌人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，社会稳定，边疆稳定，保障了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。

由于腾冲的社会情况复杂，案件性质特殊，办案人员不足，掌握政策不够准确等原因，致使积案太多，办了一些错案。腾冲法院积案在全省名列前茅。为此，1952年8月至9月间，西南司法部、公安部联合派出傅小舟、张维嶽两人组成的清案组来到腾冲县法院帮助清理案情重大、积压过久的案件。为了澄清以往工作中的遗留问题，纠正错误，摸清残敌，深入“镇反”，争取主动，扫除生产和普选障碍，中共保山地委、保山专员公署深入贯彻中央、省与专区司法会议精神，决定将腾冲县作为“清积改错”的重点。由省法院保山分院院长吕清扬、保山专署公安处科长王作霖为首，率领边沿县份的42名公安司法干部，云南工作团也派出5人工作小组前来腾冲，帮助腾冲县进行清理积案，改正错案工作。县上成立了“清积改错”委员会，下设办公室，由吕清扬、腾冲县法院副院长李光、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富春统一领导。此项工作在办公室具体领导下，分区设组，层层负责，开展工作，整个工作自1953年7月18日开始，历时四个半月。

（一）学习文件，掌握政策，先行试点，取得经验

1、学习文件，提高认识，统一思想，掌握政策。根据摸底，参加“清积改错”工作的干部中有的认为：“刚刚经‘三反’、‘司改’运动，没有什么问题”，“法院成立较晚，改错是帮公安局干事”，“农村民事纠纷与土改遗留的问题多，这是法院的事”。有个别同志不安心司法工作，想转行教书等。为了扫除思想障碍，端正态度，“清积改错”办公室决定用4天时间学习全国第二届司法会议决议，以及省、专区司法会议文件，以及有关事件。进行深入学习讨论，提高对“清积改错”工作的认识，明确方法步骤，政策界限，为搞好此工作打下基础。

2、调阅案件，审讯人犯，从中寻找错误线索。参加“清积改错”的42名干部中，除一部分人处理新收案件外，其余全部投入阅卷工作。在卷宗上发现问题的，即行提审，无论是已结，还是未结的案犯，经过阅卷、审讯、评议，最后批准后即可定案。如发现问题，即提出调查要点，为核实对证做好准备，这一阶段共用了32天时间，审讯和查阅了案件979件。

3、重点试验，摸索经验。通过四天的文件学习后，在分院院长吕清扬、腾冲法院副院长李光、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富春的带领下，全体人员下到汉、傣、崩龙、苗、佤等民族杂居的第三区（即今清水、荷花及梁河县河西）搞“清积改错”的试验。第三区的大寨，抗战时期曾开办过特务培训班，解放前有国民党区分部、三青团区队部3个组织，解放初期曾发生过土匪暴动，一贯活动猖狂，曾发生过“打歹”事件，社会情况比较复杂，敌人的秘密活动尚未停止。大部分乡村虽然经过了土改和复查运动，但是群众基础不够稳固。

工作队遵照生产、查错两不误的精神，根据该区的情况，分三片携卷下去开展工作。吕清扬院长负责清水片，李光副院长负责明朗片，李富春副局长负责河西片。

一是广泛深入宣传政策，扩大影响。工作队协助干部搞好粮食预购、退库、下田追肥薅秧、防洪捉虫等工作，在与农村干部、农民群众建立了感情，信任工作队的基础上，着手解决农民内部之间的纠纷。仅6天时间就解决民事案件25件（土地11件、离婚9件、家庭3件、房屋2件）。群众反映说：“过去来的工作队，不管我们吵嘴打架的事，这次来的真好，不仅领导我们搞生产，还帮解决纠纷。”

二是调查证实了现在押、已放、已杀的刑事案件共58件，检查了以往执行政策的偏差，“镇反”中打击面太宽的问题。全区58件刑事案件中，正确的有41件，错杀3件，错判错关14件。错判的如明朗王槐贵，1952年以两条人命被枪毙，这次证实不是该犯所为。全区共打击725人，其中杀了45人，斗争致死7人，“反歹”打死11人，关死及在关押期间因病回家就医而死的6人（仅王家营乡就有3人，有两人无罪）。大寨全乡人口2040人，被打击70人，占3.4%，正确的仅有45人，不该打击的5人（华侨、中农、破落地主、贫农、贫民各1人），错打击20人。又如朱星街339人中，打击了31人，占9.1%，错打击24人，应打击的仅有7人。由于执行政策的偏差，打击面过大，以及虽然应当杀，但不注意策略，如有的在群众大会上用刀戳死，群众说“太残忍了”。致使许多有污点的人纷纷逃跑，如朱星街逃跑17人，朗蒲逃跑78人。

三是掌握了逃属、反属的思想情况，并对他们分别进行教育。一人做事一人担，让他们放下包袱，安心生产，靠拢政府，分清界限，揭发问题。

四是进一步摸清了社会情况。全区有国民党员47人，三青团员19人，天道徒455人，点传师4人，坛主6人，暗杀队1个，有队员13人，红帮73人，逃亡473人。由于摸清了社会情况，为今后公安司法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。

五是摸索总结出了搞好“清积改错”工作的经验。9月5日试点工作结束后，集中全体干部进行总结，为下一步全面铺开打下基础。总结出的经验主要是：首先要摸清当地社会情况，掌握敌人动态；其次要做好逃属、反属、地主和释放回归人员的教育工作，使他们倒向人民，分化瓦解敌人；第三，解决纠纷要及时和有耐心，交待政策要明确、具体；第四，尊重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；第五，公安、司法两家思想要统一，团结一致，互相支持。对于试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及时发现和批评改正。

（二）全县铺开，分批进行，成绩显著

在试点总结的基础上，根据县“清积改错”委员会领导小组的决定，全县除试点的第三区外，尚余8个区分两批进行。第一批在第1、5、6、7四个区，自9月15日起至10月8日止进行；其余2、4、8、9四个区为第二批，两批共在137个乡211305人的广大地区进行，争取10月底完成查错工作。12月以前，在搞好“三秋”（秋收、秋购、秋征）的前提下，继续清理土改复查遗留问题。

在第三阶段结束后，又组织队员学习了吕清扬院长的《怎样搞好调查研究》、李光副院长的《华侨政策与对敌斗争及审理刑民案件的政策观点》、李富春副局长的《“三清三整”与清案查错如何结合》等报告，指导“清积改错”工作。

这次“清积改错”取得的主要成绩是：

1、结合抓生产，处理了一大批民事纠纷案件共1018件。其中婚姻479件、土地197件、房屋20件、债务45件、家务46件、其他231件。如第7区永安乡四大组第一小组与第二小组共43户人家争执竹园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，因大家有意见，以致大组会开不起来。原所争议的竹园是没收地主分给农民的，因为二小组分得多，引起一小组不满。工作组召集两组开会、讨论，反复交代政策，强调天下农民是一家，通过耐心说服，二小组多分竹园的中农陈自然主动把多分得的部分让出，从而圆满解决了这一问题，会开得起来了。又如第八区中心乡与永胜乡农田水利、水碾纠纷，从清朝道光年间就打起了官司，复查也未解决，成了冤家，白天中心乡修好水沟，夜间永胜乡的人就来挖沟。经工作组耐心做双方工作，提出合理用水，双方派出代表，签订了用水合同，顺利地解决了这一老大难纠纷。纠纷解决后，两个乡的人都说：“从此大家不用担心挖沟偷水了，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”对帮助他们解决纠纷的法官称赞道：“旧社会的法官到哪里不是骑马就坐轿，今天的法官哪里有事就背着背包到哪里，还带上伙食吃饭自己掏钱。”“我们要保证合同的履行，才对得起毛主席。”工作组的同志们也深有感触地说：“群众的纠纷解决了，赢得了群众的信任，真心话对你讲，为‘清积改错’打下了基础。”

2、检查了以往判处刑事案件正确的和错误的情况。这次共清查了1321件刑事案件，占总数4460件（从1951年2月至1953年6月）的30%。全县共枪决的487人（含批了死刑但已逃跑国外的）中，正确的426人，可杀可不杀的9人，可判十年以上的10人，可判五年以上的19人，一年以上的3人，不应判刑和不应枪决的4人，根本错杀的1人，违法乱纪搞死的1人，未经请示批准，区上自行杀掉的4人。例如，第五区云峰乡中农彭文沛，解放前一贯赶马务农，历史纯洁。1950年，土匪彭文立、彭文稳来接国民党三青团主任赵怀志（已逃缅）的家属，曾在彭文沛家歇过一夜（经调查没有其他关系），由于他害怕土匪，因而不敢报告，区干部杨悦、曹兴传两人把彭文沛抓到乡上，不问情由，非刑吊打，后来用电话机把彭文沛绞死。

执行政策上的偏差，主要表现在：

（1）杀自首土匪。解放后，经过部队围剿，党和政府的宽大政策宣传，许多土匪感到穷途末路，纷纷携械投诚，登记悔过，最多的有带15支枪来投诚。1950年底这段时间，各区将自首土匪送到县上后，有的审讯几句，有的未审，就被提出去枪毙掉，据检查，发现被枪决的自首土匪有58人。例如，车怀贞，贫农成分，土匪中队副。1951年正月登记悔过自首，当时一起登记35人。第七区政府将他们集中学习3天后解送县上，这些自首土匪大部分被处死刑和有期徒刑。

（2）没有认真执行华侨政策。腾冲县华侨众多，在“镇反”时，有对华侨政策执行不严的情况。例如，洞山乡街子的华侨董立道，系大地主，当过小学校长，没有干过反动的事情。解放后，受坏分子陷害，主办人不作调查便判了死刑。

（3）将已投入劳改的犯人随意处理。例如，1952年土改时，有的随意将劳改犯拉回农村斗争，斗争后甚至填表报请黄平（原保山专区专员，后调省农协会，派来腾冲领导土改，地委授权其可批死刑）批准死刑。第五区二村政治土匪赵敏，中农成分，1951年7月参加王连兴匪部，共同杀害农民白家盛，经专区清委会批原批徒刑十年。1952年4月，土改没有发现新的罪恶，本人劳改表现一般。对他并未重新审理，只是填了一张处理表交黄平，即被批准死刑，立即执行。按其罪恶，原判是恰当的，不应判处死刑。又如，第六区的段邦雨，抗日期间曾在大理干训团受过训，解放后在村农会工作，有贪污行为，1951年7月判刑一年，原公安局长吕方洲曾在犯人面前宣布释放。可是，审讯股韩建民副股长不同意释放，便送保山专区劳改。1952年从劳改队要回来，说段邦雨曾任过保长、土匪、给土匪送过情报，报请黄平批了死刑。

（4）量刑的畸轻畸重。清查在押人犯351人中，维持原判240人，重罪轻判的有18人，轻罪重判的有41人，罪行稍重释放35人，基本错判现已释放15人，因病回村执行及判死缓病死狱中各一人。轻罪重判的，如第八区合作乡中农郭有材，因3条血债被判死缓刑。这次清查中证实血债全系伪造，而且是在斗争会后逼供认定的，现已改判为五年有期徒刑。重罪轻判的，如第七区李德禄，日本人来时曾充当汉奸，解放前有血债，解放后任匪暗杀队长，谋杀干部未遂，群众恨之入骨，要求处死刑，结果仅判四年徒刑，现已改判。

清查中，新结反革命刑事案件175件。其中，死刑1件，无期徒刑2件，十年以上5件，五年以上16件，三年以上67件，调解11件，教育训诫10件，移送及其他6件，释放56人。

新旧案子共释放457人，其中错放2人。如第七区大塘乡地主、土匪暗杀大队长刘志诚，曾亲自委李德禄任暗杀队小队长（有委任令）。以前没有搞清问题，就判刑三年，又由于该劳改表现好，仅关了11个月，就减刑释放了，群众反映说：“这个人既是地主恶霸，又是土匪大队长，即使不杀也要多关几年。”对刘志诚的问题，工作队布置给乡干部和治安员，随时搜集其坏的表现，监视其行动，准备给予重新打击。

3、掌握了全县8个半区各阶层人士的逃亡情况，为今后对敌斗争，瓦解敌人，开辟了新的路子。过去由于执行党的政策有偏差，方式方法不够策略。例如，1951年“五一”的大镇压，随便关押华侨地主，活剐土匪、杀自首土匪，加之敌人的造谣污蔑，以致逃亡现象极为严重。据统计，8个半区共逃亡1856人。虽经大力宣传党的宽大政策，但收效不大。有的言而无信，更促使逃亡者不敢回来。如第六区区长王桂玉担保（写血书）腊幸乡的恶霸尹学义，让他劝土匪回归不杀。可是他将土匪大、中、分队长共9人争取回来后，竟统统杀掉。

4、进一步摸清了敌人的活动情况，及时予以打击。一是由于对一贯道的打击不彻底，气焰仍然嚣张。过去登记过的道徒，现在又重新念经、吃素、造谣惑众，甚至发展道徒。第九区的燕寺、丙弄两个乡特别严重。燕寺山心沟村38户人家，就有25户入道。一区打苴乡杜家湾634人中，加入一贯道的就有104人，复查工作后，还发展了14个道徒。其活动方式是“一串连十，十串连百”，古历每月14日晚，15日晨为集会活动时间，公开造谣煽动群众说：“（本村发生虫灾）是天蚕，是共产党不信神造成的，捉不得。”当发动群众将虫捉完后，又说：“全靠我们念经，虫才上天去了。”二是地主翻案，企图复辟。例如，第八区东平乡地主李正清，夺回已经分给农民的算盘和房屋。一区盈水乡地主刘小坤公然打死农民的鸭子。二区窜龙乡地主封应全，蛮横地搬到其已分给农民吴党才住的屋子里去住，吴到区上反映，封进行威胁。封应全还暗自叫周兴广将土改时已没收给人分养的牛（周分养半头）卖掉，封拿走了12万元（旧人民币）。已将封应全逮捕判刑三年。

5、锻炼了干部，提高了干部的政策观念和业务能力。“清积改错”工作，法院干部下到农村，住村入户，与基层干部和农民打成一片，不仅学会了一些生产技能，而且还帮助农民搞好生产。杨恩、吴家兴不怕苦累，在三区帮助农民薅秧、抬石头防洪。副院长李光对农民进行组织起来的优越性的教育，帮助整顿了林德兴互助组。许多同志学会了如何正确调解农民之间的纠纷，熟练了写好判决书和调解书。

6、通过走群众路线，调查研究，侦破了几起重大案件。例如第八区番大明杀妻案，过去办案人员曾到仅有18户人家的番家冲去调查，挨门挨户的问过，但群众都说，那是黑夜的事，究竟是土匪杀的，还是番大明杀的搞不清楚。此案主办人在参加“清积改错”的一天，他拿着镰刀下田与农民干活，一边干活，一边与群众聊天，了解村子里的情况。老农民番正启一五一十地讲出了番犯杀妻的经过：因为番大明与其嫂通奸，而毒杀妻子。先是杀了妻子9刀，其妻惨叫，便去请医生医治，并谎报是土匪来杀其妻。后来，又害怕被其妻检举，用乌头将妻子毒死。经再次提讯番犯，所供与调查完全相符。

7、通过“清积改错”工作，扩大了敌情线索。例如，第三区搞出了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第四支队的正副司令，以及秘书2人，大队长8人，中队长21人，及时粉碎了其准备暴动的阴谋。

（三）“清积改错”（清案改错）中挖掘出的其他问题

1、“反歹”问题。“歹”是从封建迷信观点得出的一种虚拟的恶毒事物，它麻木群众的思想，一旦认定所谓的做“歹”人，将使这人及家庭带来严重的后果。第三区（今清水、荷花、梁河县河西）“打歹”最为严重，共死亡23人，其他各区均有发生。例如，第九区蛮岐乡群众把所谓“歹”人刘玉才拖到寨子里去斗争；西山乡群众把所谓“歹”人梁正兴捆绑审问，逼他吃屎，准备活埋；第八区高田乡傈僳族群众把所谓“歹”人窦六拖到山上枪毙。以上问题发现后得到制止。

2、土改遗留问题。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，全县各乡都存在。以牧场、水利、山林、园地等居多。例如，三区瞿家营与一区长洞的牧场纠纷，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打官司，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。

3、烟毒问题。解放前我县靠近缅甸边境的地区有种大烟维持生活的习惯，久禁不绝。例如，第八区新岐乡有三分之一的群众请求准许种大烟。

4、死刑人犯未执行的问题。“清积改错”深入农村，发现有的罪犯卷宗里的材料写明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但犯人还在家中搞生产。例如，第八区新岐乡闫犯逢春（错判死刑）。第二区丙弄地霸通匪犯尹大富，卷宗上写明判死刑，立即执行。经查实，此人已于1951年1月逃缅。又如，第六区台子乡地霸通匪犯杨永耀，准备在“五一”枪毙，可是头一天夜里，趁民兵看守疏忽，越狱逃跑了。上诉人犯原以为都已执行了死刑的。此次还决定调查这些罪犯为什么要枪决，是否该杀。

（四）表彰奖励及“清积改错”（清案改错）中发生的问题

腾冲“清积改错”工作结束后，云南省人民法院保山分院发出通报，通报说：“为了澄清以往工作上的遗留问题，争取主动，达到扫除生产和普选障碍，决定以腾冲为贯彻中央、省与专区司法会议决议的重点，在与公安处取得密切联系后，集中了司法公安干部42人，进行‘清积改错’，经过了四个半月时间，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结束，除了腾冲党政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外，与参加这一工作的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，兹将评比后好坏事件的情况通报如下：潞西县院段世纲同志、腾冲县院徐朝舜、杨恩同志、分院尹学智同志，评为好人好事，并给予物质奖励。盈江县院谢大洪同志、腾冲县院王槐蕃同志、分院游维远同志评给口头表扬。以上7个同志，在‘清积改错’工作中，发挥了积极热情的工作情绪，在区乡干部及农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，与全体同志一道，按照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，克服了各种困难，保证和推动了中心工作，完成了‘清积改错’。……段世纲和徐朝舜同志，从土改工作队调来不久，当工作开始时不知道如何做，更不知道卷宗里面是不是有问题。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，两人不仅学会了审讯、记录、调查，还学会了写判决书，还能够发现问题。……由于个别同志政治责任不强，工作上仍然存在严重的旧法观点和旧法作风，因而产生了死人现象，损害了党和政府的政治威信。”

注：本文系作者到腾冲县档案馆查阅资料整理而成。